农民同小资产阶级其他阶层一样，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上升”，能够“出人头地”（从资产阶级的意义来说），即变成富人，变成资产者，或者变成生活富裕和享有特权的官吏。在任何一个有农民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占大多数），大多数农民是受政府压迫而渴望推翻这个政府、渴望有一个“廉价”政府的。能够实现这一要求的只有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实现了这一要求，也就是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迈进了一步。

取消议会制

马克思写道：“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

……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d zertreten）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由于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占了统治地位，这个在１８７１年对议会制提出的精彩的批评，现在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之列。部长和职业议员们，现今的无产阶级叛徒和“专讲实利的”社会党人，把批评议会制完全让给无政府主义者去做，又根据这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宣布，对议会制的任何批评都是“无政府主义”！！难怪“先进的”议会制国家的无产阶级一看到谢德曼、大卫、列金、桑巴、列诺得尔、韩德逊、王德威尔得、斯陶宁格、布兰亭、比索拉蒂之流的“社会党人”就产生恶感，而日益同情无政府工团主义，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是机会主义的同胞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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