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上面的论述中从理论上提出的问题，正是每次大革命实际地、明显地而且是以大规模的行动提到我们面前的问题，即“特殊的”武装队伍同“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在下面会看到，欧洲和俄国历次革命的经验是怎样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恩格斯的论述。

他指出，有时，如在北美某些地方，这种公共权力极其微小（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罕见的例外，指的是帝国主义以前时期北美那些自由移民占多数的地方），但一般说来，它是在加强：“……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已经使公共权力猛增到势将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的高度。……”

为了维持特殊的、站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就需要捐税和国债。

恩格斯说：“……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站在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克兰〉社会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于是制定了官吏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别法律。“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丨警丨察”却有比克兰代表更大的“权威”，然而，即使是文明国家掌握军权的首脑，也会对“不是用强制手段获得”社会“尊敬”的克兰首领表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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