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14，（***）“因此国王和大臣们要求监督私人的节约，并以反奢侈法令或禁止外国奢侈品进口的办法来限制私人开支，这是他们最无耻、最专横的行为。他们自己始终是并且毫无例外地是社会上最大的浪费者。他们还是好好地注意他们自己的开支吧，私人的开支尽可以让私人自己去管。如果他们自己的浪费不会使国家破产，那末，他们臣民的浪费也决不会使国家破产”(第2篇第3章，麦克库洛赫版，第2卷第122页)

P314，（***）“某些最受尊敬的社会阶层的劳动，象家仆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任何价值，不固定或不物化在任何耐久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例如，君主和他的全部文武官员、全体陆海军，都是非生产劳动者。他们是社会的公仆，靠别人劳动的一部分年产品生活……应当列入这一类的，还有……教土、律师、医生、各种文人，演员、丑角、音乐家、歌唱家、舞蹈家等等。”(同上，第94-95页)

P314，（*****）这是还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说的话，那时它还没有把整个社会、国家等等置于自己支配之下。所有这些卓越的历来受人尊敬的职业--君主、法官、军官、教士等等，所有由这些职业产生的各个旧的意识形态阶层，所有属于这些阶层的学者、学士、教士……在经济学上被放在与他们自己的、由资产阶级以及有闲财富的代表（土地贵族和有闲资本家)豢养的大批仆从和丑角同样的地位。他们不过是社会的仆人，就象别人是他们的仆人一样。他们靠别人劳动的产品生活。因此，他们的人数必须减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国家、教会等等，只有在它们是管理和处理生产的资产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这个情况下，才是正当的；这些机构的费用必须缩减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因为这些费用本身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这种观点具有历史的意义，一方面，它同古代的见解形成尖锐的对立，在古代，物质生产劳动带有奴隶制的烙印，这种劳动被看作仅仅是有闲的市民的立足基石；另一方面，它又同由于中世纪瓦解而产生的专制君主国或贵族君主立宪国的见解形成尖锐的对立，就连盂德斯鸿自己都还拘泥于这种见解，他天真不过地把它表达如下（《论法的精神》第7篇第4章)：“富人不多花费，穷人既要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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