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面对金融危机，在美欧的这些“救市”措施中，“国有化”是这些国家开出的遏制危机的“药方”。这意味着，全球范围可能又掀起新的一轮“国有化”浪潮。有些人就此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要搞社会主义了，有的人甚至还认为“目前欧美正在走社会主义化”。您怎看这一问题？

张雷声：这样的声音确实很多。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

第一，从经济学说史上看，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是交替变化的，与此相关，出现的就是国有化浪潮和私有化浪潮的交替变化。这是资产阶级国家为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一种手法。危机爆发时，为了转嫁危机的损失实行国有化，而当危机过去，国有化浪潮就可能为私有化浪潮所替代，美欧政府采取的这些“救市”措施实际上就是为了应对危机，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效劳、为垄断资产阶级获取更大利益服务的。

第二，美欧各国政府的“救市”措施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和措施，这些国家干预措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有化”，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只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所做的一种政策调整。资本主义性质没有变，也不会变。

记者：许多专家认为，金融危机会给国际金融格局带来影响，这能否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一个历史过渡”的又一枚催化剂？

张雷声：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使改革国际金融制度成为一个重要话题，人们呼吁改革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重建世界金融新秩序，以调控金融全球化。第63届联大主席布罗克曼强调，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无法反映出目前世界经济的全球性和相互依存性，解决目前全球面临的金融危机的出路就是通过民主程序，建立一套让所有国家都能够参与其中的新体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认为，现有的全球金融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新兴经济体来说是不利的，它们在某些情况下缺乏足够的决策话语权，因此他建议，今后国际金融体系内的决策制度必须在一个具有更广泛政治合法性的国际机构中完成，而这一机构应该给中等收入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以足够的话语权，而联合国正是这样一个既具有广泛代表性又具备合法性的国际组织。改革国际金融制度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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