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在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并寻求再平衡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改变原有体制运行和利益分配的常态秩序；另一方面，新因素的渗入又引发乃至加剧新旧两种体制的矛盾。无论是常态秩序的改变，还是两种体制矛盾的存在，都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比如，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在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上的差距趋于扩大，加上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有关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连同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和城镇内部业已存在的巨大就业压力，成为影响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为了在改革中保持社会稳定，我们十分注重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做到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实现社会的长期稳定。

30年来，中国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一是综合考虑每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恰当选择出台的时机和力度。对实施条件尚不成熟的改革措施，积极创造条件，待条件成熟时再相机出台。二是突出重点，避免由多项改革措施同时并进所产生的叠加效应和连锁效应超过社会的可承受能力。三是建立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安全网。四是建立改革中利益补偿机制，包括对传统体制下利益受到挤压部分的补偿，以及体制转轨中利益受到侵蚀部分的补偿。在改革的过程中，通过财富创造方面的体制与机制创新，以及某些差别待遇政策，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行发展和致富，使改革首先在局部领域获得多数支持，保持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之后通过业已形成的增长点或增长极的带动、辐射、反哺机制，以及依托这些增长点或增长极所进行的政府转移支付和对受损者的适当补偿、保护，使更多地区和更多人从改革中获益或免受损失，以确保改革的“帕累托改进”性质（使所有人“从改革中获得一份好处”或“至少不比改革前的情况差”）和“一极化”趋势（使所有人不同程度地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由此进一步扩大改革的社会基础，获得更大的改革动力。五是积极应对改革中的心理感知和社会公平偏好问题。所谓心理感知问题，是指在改革过程中，一些利益损失在群体和时间的分布上是相对集中的，容易被感知；而改革的收益在社会成员中和时间维度上是广泛分布的，不易被察觉；同时，个体对自身福利状况的改变普遍存在这样的心理倾向，即对利益损失的厌恶超过对改革收益的正面评价。所谓社会公平偏好问题，是指个体对公平分配的偏好特点，即对于某些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而言，即使自己从改革中受益，也可能认为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在收益分配上具有话语决定权的强势群体不合理地占有了更多的收益。这样，对现有收入分配不满的群体往往形成对改革的负面评价。对此，在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努力确保改革的整体福利改进性质，尽可能保障国民从改革中得到实惠或利益免受损失，从而共享改革的收益；与此同时，通过保持与公众沟通的渠道，尽可能使广大群众了解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改革的潜在收益；通过相应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特别是直接和可感知的再分配手段，努力矫正转轨过程中产生的利益不平衡。由此获得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对改革的认同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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