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对于讨论现代宏观经济学及其微观基础和现实的经验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凯恩斯革命”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非自愿失业问题。但凯恩斯（1936）并没有表明有效需求问题的性质，即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是怎样决定的，而这一问题涉及到价值的决定，而凯恩斯经济学中缺少一种价值和分配理论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正是由于这一点，主流经济学则把凯恩斯经济学完全嫁接在新古典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之上，由此导致了宏观经济学中严重的逻辑矛盾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败。不同于以技术关系为基础的新古典价值分配理论，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分配理论对于有效需求问题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正如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所要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实现问题与有效需求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索洛（1956）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基础提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在资本与劳动完全替代的假设下，得出通过工资率与利息率的变动而达到充分就业的结论，这一结论完全排除了社会关系的分析，而把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问题归之于技术关系。资本被作为一种代表实物资本品的生产要素，货币和以货币量值计量的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统计变量都只是实物的符号。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为现代宏观经济学提供就基本的分析框架。而克洛尔（1965）发表了《凯恩斯经济学反革命》的论文，把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归之为瓦尔拉斯均衡。80年代以来主流宏观经济学完全建立在瓦尔拉斯均衡和索洛的增长模型基础上，“凯恩斯革命”被完全被倒转了。但是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是一种实物经济理论，与凯恩斯对现实的货币经济分析是根本不能融合。罗宾逊（1953）提出的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加总问题和斯拉法（1960）的著作引发的50-60年代“两个剑桥”之间的资本争论，揭示了新古典理论的逻辑矛盾，这种纯理论的争论直接联系到现实问题，即对卡尔多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程式化事实”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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