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宾（1967）继承和发展了拉德克利夫委员会、格利和肖的观点，认为在现代金融制度下，货币资产和非货币资产、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区别，货币和其他资产之间存在着可替代性，使单纯的货币数量变动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不可能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变动的主要因素，更不可能是唯一因素，人们的注意力已从货币的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转向全部资产的供求上；同时，人们也从单纯重视商业银行的作用转向所有金融机构在货币供给过程中的作用。托宾认为，“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中介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同时满足两类个人或厂商的资产偏好，一类是借入方，他们不受其净财富数量限制地扩展包括存款、房地产、机器和设备在内的实物资产的规模；另一类是借出方，他们希望能够将其财富以货币价值稳定、拖欠风险小的资产形式保存起来”。对于公众来说，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创造取决于公众的资产偏好和资产选择结构，从而货币的供求不仅取决于货币的成本和收益，还取决于其他资产的成本和收益。也就是说，人们对任何资产（包括对货币的需求），不仅仅取决于一种利息率，而取决于多种利息率及其比较，也就是取决于相对利息率，即各种资产的相对收益率。托宾认为，公众的资产偏好和资产选择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不能单纯从中央银行角度研究货币数量的决定。也就是说，如果要对货币的需求发生影响，或者说，如果要对利息率的变动发生影响，那么不能仅仅着眼于对货币数量进行调节，而且也不单纯是银行机构的任务。重要的是，应当把货币问题同价值理论结合在一起考察，进而研究资本理论，研究金融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把货币理论的研究扩展为金融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关系的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基于以上认识，托宾批判了主流经济学的货币乘数理论，认为这种存款创造过程描述为一个拘泥于银行准备金的机械的乘数过程并不能反映真正的存款创造过程。真正的存款创造过程应该是一个反映银行与其他私人单位的经济行为的内生过程。托宾考察了存款—准备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变动情况，指出这两个比率是由经济过程内生决定的 ，从而货币乘数具有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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