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学派强调货币当局不应任意增加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量，而只能随非银行公众的需求相应增加，图克对纸币与银行券之间这一关键差异作了如下解释：“不仅在于规定它们数量上的自由兑换界限，而且在于发行方式”（图克，1844，第70-71页；富拉顿，1844，第3章；威尔逊，1859，第48、51-52、57-58页）。与此相反，通货学派完全把“货币周转”与“信用”等同起来，这在经济上搞错了（马克思，1973，第123页）。银行券的预付并不“增加”货币供应量，而只是改变了货币的“构成”，允许掌握在公众手中的一种金融资产代替另一种金融资产。超额的银行券以存款形态或金块需求的方式返回银行（图克，1844，第60页；威尔逊，1859，第58页；马克思，1867，第3卷，第5篇）。回流法则认为，经济自由兑换不仅依靠银行券同铸币兑换的法定权利来保证，而且通过保持预付贷款的银行券与到期返回银行的银行券之间的平衡来保证。假如，贷款发放发生于代表现实或（在一定时限内）潜在价值量的商业票据，那么，“在长期内，回流和发行将总是互相平衡的”（富拉顿，1844，第64-67页；马克思，1973，第131页）。

银行学派没有想象能够靠货币手段消除经济周期，而是发展了一套新的准则。依靠这些准则，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利率和准备金管理来影响“信用状态”（图克，1844，第124页；富拉顿，1844，第164页；马克思，1867，第3卷，第447页）。在古典分析的框架内，正是银行学派逐步走向建立一套现代货币管理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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