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哈耶克试图在计划和自由之间寻找界限的尝试没有成功，但是 他对计划经济的指责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如韦森所言：“当代中国学界包括经济学界有着极其深厚的建构理性主义的传统。这主要是因为，自50年代初到“文 革”前后，中国的社会科学（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以及文艺理论等等）基本上是随着在从（前）苏联移植一整套行政控制经济模式的 现实过程中成套地从（前）苏联学术界照搬过来的。而这一从（前）苏联引进的哲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的整套理论范式，如对之追根溯源，可以从斯大林、列 宁和马克思那里直接追溯到法国建构理性主义学者卢梭、伏尔泰和笛卡尔。再往前即可再追溯到文艺复兴、古罗马和古希腊文化中的人本主义的传统。” [64 [1]]任何一种制度的设计都逃脱不了建构理性的嫌疑，但是任何理论的体系化又无疑也都是一种建构。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构思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仍 然被作为奋斗的目的，这其实正好印证了哈耶克说法：在两种秩序规则中，自发秩序是一种手段，而组织秩序却被当作目的。当这种被作为目的秩序受到现实条件限 制而无法实现时，如果不去寻求一种新的秩序，那么人自然逃不脱被组织秩序奴役的厄运，哈耶克的预言其实在后来的斯大林模式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都得到了验 证，这些教训是深刻的。霍尔瓦特对国家主义的批判既是一种反省，也是一种探索，他的自治社会主义的设计尽管也是建构理性的，但在实施方法的选择上却是明显 属于进化理性的。作为一种调和，他将社会主义看作一种价值观，是一种广泛的正义和善，是值得人们去追求的。而作为一种理想也应该被设计出来，不管她是不是 乌托邦。建构理性的方法将人看作生而智慧，并具有道德是有缺陷的。单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的需求无限性和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的矛盾就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 题，而由此引发的问题则是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合理的或是正义的分配给需求者，依据何种规则呢？靠自然演进吗，我想不会有人完全赞同这个观点，哈耶克也并不赞 同完全的取消计划和组织，因为他们毕竟是冲突的个体寻求调节和妥协以及实现自利的唯一可依赖的仲裁者，也是行为规则的保护者。单纯的否定建构理性并不是明 智的选择，哈耶克对建构理性的批判，深意并不在于消除建构理性，那样无非等于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他的深意正在于，建构理性是必要的，但不是绝对可靠 的，对理性的绝对依赖会伤害人的最基本的价值——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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