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马克思以前的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从来就不区分劳动和劳动力。在它的理论分析中，劳动力的买卖和劳动的买卖是一回事。在这个基础上，它发展起了一整套有关劳动市场的分析，强调个人理性的最优化行为最终会决定一个均衡的工资率，它将使劳动的供给等于需求。这样一种供求均衡分析论证了整个经济会自动地趋于充分就业状态，因而在长期中不会存在不自愿失业。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理论无法解释20世际30年代的大量不自愿失业，才使得凯恩斯不得不写出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从而发展起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但是，凯恩斯没有能用理性个人的最优化行为来论证他的宏观经济理论，以致新古典经济学的追随者们一直指责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没有微观经济理论基础。20世际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许多以理性个人的最优化行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如“理性预期学派”的所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往往呈现出强烈的回归新古典经济学的倾向。在这种时候出现的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不仅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提供了坚实的微观经济分析基础，而且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许多重要成分引入了主流的经济理论。

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的出发点，是将劳动与劳动力区分开来，把工资看成是付给为一定时期雇用的一个工人的报酬，而不是付给一定量的劳动的报酬。一个工人作出多少努力（实际的劳动），这不是在劳动市场上签订劳动契约时所能确定的，因而一个工人得到的同样数量的工资会由于他实际的努力不同而化为不同的单位劳动工资率。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反复强调的著名论点，而新古典经济学则一贯回避这一问题。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这样区分劳动和劳动力，反映了当代所有的“效率工资模型”所共有的特征。这些效率工资模型都认为，付给工人的工资与他实际付出的有效劳动（“努力”）的数量有一定的关系，而利润最大化企业必定要将工人的工资定在这样一个水平上，它诱至的有效劳动数量能够使平均分摊到单位有效劳动上的工资数量最小化。而夏皮罗－斯蒂格利茨的偷懒模型在所有的效率工资模型所共有的这一思路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这样决定的效率工资为什么会在均衡条件下造成不自愿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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