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应当附带指出，斯密非常清楚地表现出对物质产品的偏爱。他一再希望以至直接劝戒人们、特别是社会的上层人物改变其文化享受观念，从多消费纯服务变为多消费物质产品，特别是多消费耐久的物品（Smith，上册319－321页）。与此相关联的是，斯密主张靠节俭以增加资本，但是他总是要把积累的资本归结为某种物品，在他心目中，节俭和资本积累都意味着积累物品。当代的凯恩斯主义者喜欢把凯恩斯与斯密对立起来，因为在他们看来，斯密所说的节俭和积累资本就是当代的宏观经济学所说的“储蓄”，而这样拚命地增加储蓄，难免会使充分就业时的储蓄大于投资，从而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失业和经济衰退。但是在斯密自己主张的世界中，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凯恩斯所忧虑的有储蓄而无投资的情况，是储蓄者以金融资产的方式进行储蓄，从而使储蓄与实物的投资脱了节；而斯密的节俭和资本积累从来都意味着积累实物，用当代宏观经济学的语言说，斯密的节俭和资本积累不仅意味着储蓄，同时更意味着等量的投资；按照他的主张去积累，投资就永远会等于储蓄，不会有凯恩斯式的有效需求不足。

斯密的生产劳动和资本积累学说客观上确实起了鼓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作用。这与这些学说有利于斯密那个时代英国的经济发展这个历史作用是一致的。在斯密活动的时代中，人均“国民财富”的大小、经济发展的程度都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程度，而资本积累的数量则是衡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程度的一个最好的指标。斯密在那个时代鼓吹积累资本，确实同时起到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促进经济发展这两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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