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对现存的不平等经济体系进行改革，试图用教育来改良不平等的扩大化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第一，尽管教育可以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但是教育的直接受益者是资本的所有者，它不可能使劳动者致富，而只能使资本所有者更富。“由于国民教育的普及，就可以从那些以前没有可能干这一行并且习惯于较差的生活方式的阶级中招收这种工人。这种普及增加了这种工人的供给，因而加强了竞争。因此，除了少数例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这种人的劳动力价值会贬值。他们的劳动能力提高了，但是它们的工资下降了”。[50]第二，教育给予个人发展的空间与他的社会经济背景有很大关系，社会经济背景至少应该考虑家庭收入、父母财富、父母在劳动关系层级结构中的位置。父母的社会经济背景将通过教育“遗传”下一代，从而造成不平等的“辈辈相传”。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鲍尔斯在引入社会经济背景这个变量后发现，计量模型中教育时长对个人收入的决定作用远非人愿。第三，劳动力技能的差距与收入分配差距并不存在对应关系，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在平等化教育改革进行地最普遍的美国，受教育机会的平等化并没有带来同步的收入分配平等化。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工资差距在缩小，但同时以企业高级经理为主的处于工资分配顶层的人其工资却迅速增加，远远高于所有其他的人。原因在于，“不论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快还是慢、使用高科技还是低科技、经营的好还是不好，其首席执行官和他们的直接下属们的工资都是照样增长”。[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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