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经济学家都认识到，菲利甫斯曲线认为，失业水平和工资变化率之间有固定的函数关系，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失业是那么可悲以致我们应该情愿忍受任何程度的通货膨胀才能摆脱它，这两种断言是有极大的不同的。当一个经济学家说，应该允许每个人想怎么花他的收入就怎么花，或谁都不允许自由地控制物质资源或雇佣他人，或政府应该给无情的经济力量的受害者以救济，这就不难看出他或她是在做规范的价值判断。在调和不同的方法论判断方面有已建立了很长时间的、充分地试验过的方法。但是在调和不同的规范价值判断方面，除了政治选举和遇到障碍就扔掉之外，没有其他方法。正是对仲裁异议方法的这种比较，使尼格尔的区分显得适当。

我们假定规范判断从来不服从于理性讨论，这种讨论是设计来调和人们的不管什么样的差别的，这样我们就把事情夸大了。即使在否认能够根据逻辑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或从“应该是”中推论出“是”方面休谟是对的，这也不能否定“应该是”受到“是”的有力影响，并且我们的价值观几乎总是依赖于整个一系列的事实信念。这就表明了对一个有争议的价值判断的理性争论是怎样进行的：我们虚拟一种不同的事实情况并且问道，如果这些情况流行的话，你情愿放弃你的判断吗？一个有名而明显的例子是一个广为流行的价值判断，认为以实际国民收入来衡量的经济增长总是合意的；但是我们可能会问，当这种增长使得个人收入分配中的最后1B4、1B10、1B50都绝对地恶化时，难道它还是合意的吗？另一个例子是人们常说的价值判断，说死刑总是错误的。但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有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死刑能威慑潜在的暗杀，难道你仍旧坚持你最初的观点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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