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受马歇尔学说中的生物学启发的因素很快减少、甚至在谢世后被其追随者消除了。生物学模拟在战后马歇尔流派教科书中已不占突出地位。就连凡勃伦传统也没有进一步应用在20世纪20年代后生物学上的发展成果。部分由于在法西斯主义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生物学所宣称的成果被大量滥用于社会和政治领域，生物学模拟在两次大战时期是普遍不受自由派社会科学家欢迎的。

7．4．3战后生物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复兴

战后生物学方法在经济学中复兴初露端倪是阿尔奇安（Amen Alcian）于1950年为《政治经济学杂志》撰文《不确定性、进化与经济理论》发表“自然淘汰”方法的著名应用之时。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围绕经济学中应用进化论思想的重大争议旋即爆发，内中包括了彭罗斯（Penrose）195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重要文章《企业理论中的生物学模拟》。此争议渐息后，生物学方法的探讨再度成为冷门，参加者寥寥无几。

待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这才有又一生物学学派的思想进入经济学并采取了一种与前不同的形式。这就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贝克尔、赫什利弗（Hirshleifer）和塔洛克等抓住新兴的“社会生物学”并视之为对其个人主义假设的证实和对跨越生物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的普遍“规律”的确认，分别发表了《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和遗传合理性：经济学与社会生物学》、《从生物学观点来看的经济学》和《社会生物学与经济学》等论文。他们把稀缺性和个体竞争等现象看成是在经济学和生物学两个领域相通现象。这种见解是重复了19世纪晚期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提出的许多命题，于是，上述见解的发表清楚表明生物学模拟可以完全不同地应用于社会经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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