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分析引导我们反对《稳定协议》和收入分配的现行机制，而没有任何关于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开辟新空间的可能性的幻想。我们认为，《稳定协议》和目前运转中的分配机制是在结构上与在欧洲新重商主义背景下建立的资本—劳动关系相联系的。相反，我们的分析表明从左翼来政治解决被人忽视的生产体系的结构决定问题（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是项紧急的任务。这种替代方案的讨论和政策规划—在欧洲水平上—不得不建立在将阶级分析明确整合到概念和政策框架中的基础上：而且因为当前资本主义制度和现实的经济政策的构造方式是与对直接的物价稳定措施过程的修正相一致的，而这种构造被可能称为将劳动实际“归类为”资金的事物所深化。不能反对这个现实，也不能不了解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变化而改造这个现实。不幸的是，大多数欧洲的进步主义经济学家（progressive economists）仅仅将阶级做礼拜式的引用，然后建议改革现有的安排，就好像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一组非正统的经济顾问，不论他们是斯拉法-凯恩斯主义者还是后凯恩斯主义者 。

四、剥削的旧制度的新模式

我们已经指出，至少就对劳动力施加的压力而言，所谓的欧洲模式看起来越来越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当地的改写版。长期增长率低而且不稳定，需求的构成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收入分配中正在加剧的不平等，金融由于对企业治理的直接影响已经取得了发号施令的地位。在当前资本主义动态中需要理解的关键是那些考虑了对劳动力进行“系统性”控制的因素，而不管这些劳动力技能水平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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