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则试图以“有限理性”理论对经济学理性主义进行某种修正[201]。在《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一书中，西蒙认为，人类理性，较之它作为探索特定的局部需要和问题的工具而言，远不足以成为构造和预测世界系统的一般均衡模型，或者创造一种包罗一切时代的所有变量的宏大总模型的工具，并揭示了市场“非理性”决策的三个重要的认识论方面原因：（1）在需求函数、成本函数中客观存在着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2）市场行为者所具备的有关备选方案只能达到不完全信息状态，决策问题不可能是最大化优选问题，只能按照当下的满意尺度来进行；（3）成本函数或其他环境约束极其复杂，致使活动者无力计算最佳行动方案。西蒙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济学界已经提出了一种有限理性学说，成为古典的完全理性论的替代理论，不少经济学家开始重视决策行为偏离最大化的非理性现象，并构成了自己的整合非理性决策的有关理论。如鲍莫尔的满足最低利润约束条件的销量最大化理论，马里斯以增长速度表述目标的企业模型，莱宾斯坦的“X效率”理论、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拉德纳的寻求满意的显示模型，等等。但是，西蒙指出，尽管时代精神的许多方面有利于非理性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历史却没有沿着这种垂直轨道前进，在经济学界仍存在一股强烈的反行为主义潮流，试图在方法论上维护新古典理论。尤其是，数学知识和技能在经济学界迅速传播，使古典理论发展到了深奥而漂亮的新高度，优美的形式主义追求阻碍了经济学家们对现实世界粗俗一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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