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基于上述假设的博弈分析对博弈参与者的理性有着极高的要求。尽管在这种理性假设的基础上讨论纳什均衡和进行博弈均衡分析，具有理论上和数学上的方便性和易处理性，但是，如此以来，只有当所有博弈参与者都具有高度的理性意识和理性能力，才能在理论上保证博弈参与者一致选择特定的纳什均衡。任何博弈参与者的任何理性缺陷都可能使得博弈分析的理性要求无法满足。如果个别参与者缺乏经济理性或能力较差，或者只要个别博弈参与者对其他参与者的理性程度和能力有所怀疑，就可能导致博弈结果的根本变化和不可预测，就不能保证特定的纳什均衡一定出现，从而使纳什均衡和博弈均衡分析失效。

上述分析表明，不仅要求博弈参与者具有“自我”个体理性，而且要求他们具有交互理性和理性的共同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现实的，以此作为博弈论分析的理性基础，也是相当不“坚实”的并会给理论本身带来极大“伤害”。正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非现实性一直饱受批评，但凭借基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好象原理”的工具主义立场他们可以“方便”地为其辩护并使理论免受假设非现实性的“伤害”。他们争辩说，经济个体可能并不有意识地追求效用最大化，但他们的行为却“好像”是理性的。因为只有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经济竞争中才能生存下来，没能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终将在竞争中自然消亡；不遵循以最低支出获取最大满足的家庭也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让位于“合理”安排消费的家庭。无论人类是否是充分理性的，不理性的行为将无法维持下去，最终生存下来的行为必然是理性的。因而，在正统经济学那里，尽管理性经济人假设与现实有相当距离，却不失为进行经济分析和预测的良好工具。然而，当分析的目的转向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时，上述工具主义理性观便很难立足，认为被观察到的行为一定是理性的结果等于取消了博弈论研究的目的。博弈论关心的是在许多可能的均衡中人们将会停留在哪些均衡状态，是要根据人之互动行为过程的分析排除一些可能的均衡状态以确认一些更可能出现的均衡状态。因而“凡是存在的必是合理的”这种黑格尔式的“阿尔奇安辩护”在博弈论中是无效的。为使理论免受假设非现实性的“伤害”，博弈论学者们必须“夯实”其理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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