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定分工的消除以及劳动乐生问题，也很难应对米瑟斯的批评。确实，当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许多累脏艰险的工作领域里呈现出以机器取代人工的趋向。但总有大量劳动无法用机器取代。同时，固定的劳动分工，特别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分工，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减弱的迹象。至于7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人们看到的不是固定分工的削弱，而是相反。不仅如此。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劳动分工不仅意味着职业划分，而且成了固定的社会身份，如中国丑陋的户籍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们很少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分工理论，或许这里有某种不方便，因为，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看——前面对恩格斯的引证表明了这一点——阶级划分说到底是一种固定的社会分工，也就是说，现实社会主义并没有消灭阶级，反而建立了一个完全是马克思恩格斯描述过的阶级社会。刘少奇拉着时传祥的手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27]。以当时人们的精神风貌，我们或许应该相信这位政治家的真诚。但正是他的真诚，表明他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至于“愉快的劳动”，离百姓生活实在太过遥远，反倒是“一怕不苦、二怕不死”的调侃更有生活依据。米瑟斯看到了固定劳动分工的消除和劳动乐生问题是社会主义理论的软肋，他告诉读者，“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也只能是辛苦而不是享受”，“认识到这一点，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根主要支柱就坍塌了”[28]。应当说，这是一个对社会主义学说有着深入了解的人说出的话。不过，固定劳动分工的消除在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中还有其他方面的重要意义，米瑟斯对此未必完全理解，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关于价值理论的讨论中还要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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