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欧洲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确立了大工业。伯恩斯坦根据这种情况，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做了新解释，他认为：马克思的价值，是一种思维构想，当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抽象后，劳动价值是作为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说而得到承认，剩余价值是商品的劳动价值同对于生产商品时工人消耗的劳动力的付款之间的差额，这实际上是以假说为根据的一个公式。 他解释说：生产费用对价值量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谁也不会把起码说还不能补偿生产费用本身的商品继续往市场上送，而对于超过生产费用出售的商品，不久就会出现竞争，把价格压低。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对需要的分析。需要，自然要与总起来构成市场的各个阶级的购买力有关，也就是说，效用、需要，是通过有效购买力实现的。因此，应该寻求劳动与资本结合的最有效的形式。伯恩斯坦在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具体条件下做出这样的解释，并没有违背马克思阐述价值概念的方法论，也符合恩格斯的有关价值是费用与效用的关系理论的原意。当然，他对恩格斯有关和平进入社会主义与暴力革命的关系的理论解释并不完全符合恩格斯的完整思想体系。

中国的革命是在充分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才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也才由此站了起来。因此，中国革命与俄罗斯十月革命的历史真相完全不同。但在20世纪中期后的经济建设中，主流的经济思想强调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强调要对资本主义改造，强调要限制市场经济的发展，强调经济工作要算政治账，而不算经济账。虽然孙冶方也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但他从社会化大生产意义上，以一个非商品的视觉，把恩格斯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理论，运用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以中国化了的经济学语言对上述经济建设的指导导思想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充分展现了生产费用对效用的 关系的理论的生命力。他在多篇文章中都讲：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去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人类生活的好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效率的高低,要以更少的劳动投入获得更多的有用产品；或者说，要减少生产每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这是一切经济问题的秘密。回答一定的劳动时间内生产了多少产品，这是劳动生产率问题；回答单位产品中包含有多少劳动时间，这是价值问题，是用最小的劳动耗费如何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最小最大，实际上是一个把个别的、局部的劳动还原为大多数的、社会平均劳动耗费的经济运行过程。经济学要研究并解决存在于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各个领域中的产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生产产品的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矛盾,从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效率与价值，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效率即价值，价值即效率。最小最大即效率，是经济学研究的灵魂；最小最大即价值，是经济学著作的红线。以提高效率倡导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改革，展现了孙冶方在那个时代的创新精神与革命战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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