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主权独立国家的共存权利早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时就作为一个欧洲准则而被确立，那么，这一原则在全球的普及，犹如民族国家形成的国内进程一样，却经历了几个世纪。在1848年，“统一”（lumping together）仅仅出现在德国和意大利，世界的许多其他地区到现在还没有实现这样的统一。19世纪是地域划分的伟大时期（绝大多数的世界边界都是在1870－1925年间被确立下来的，它们大多是由英国和法国单方面划分的）。国家的形成和统一却要在地域划分很久以后才会出现，它是一个长期的进程，通常是一个不稳定的问题（在非洲尤其是这样）。只有在1945年以后，非殖民化进程才使国家形成在世纪范围内极其接近《宣言》所设想的简化的模型。此外，由于交通工具的革新、非均衡的阶级斗争动力和非均衡的资源储藏而引起的相对主义意味着，地域轮廓不可能长期保持不变。商品流、资本流、劳动流和信息流都使世界的边界模糊难辨。偶然性（包括地域重新组合和重新划分的阶段）在此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而颠覆了任何简单的目的论的解释（这种源于黑格尔的目的论，总是出现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关于未来的观念之中）。

4、当然，国家是众多的影响积累和阶级斗争动力的中介机构（mediating institutions）之一。货币和金融也应该受到重视。在这方面，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宣言》之所以对此避而不谈，我想部分原因在于，《宣言》的作者尚未从根本上洞察到货币、生产、商品交换、分配和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或许，原因始终就是，《宣言》的作者无力同时面对当时两股激进的思潮——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前者把资本的联合和信用的集中视为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后者则强调去中心化和强烈呼吁成立工匠和小商品生产者的信用合作社。我们可以把世界货币解释为某种普遍价值的再现。这是一个功能主义的、非辩证的看法。在此，价值作为一种高高在上的观念，犹如民族观念一样，似乎凌驾于个体活动之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世界货币有了不同的看法，他把货币视为价值的再现，这种价值源于物质活动（具体劳动）的特殊性和价值（抽象劳动）的普遍性之辩证关系。当然，具体劳动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而抽象劳动获得的条件是，商品交换变得如此广泛和普遍，以至于成了一种正常的社会行为。但是，有些机构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进行着调节。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交换制度、国家支持的地方货币等等，就这样变成了强有力的调节机构，它们在世界市场上货币的普遍性和在我们周围进行的具体劳动的特殊性之间进行着调节。当力量在日元、马克和美元之间转变时，或者当新的机构（如1945年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始扮演新的调节角色时，这些调节机构也会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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