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惊叹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精彩分析的同时，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马克思将商品理论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为什么商品的价值量必须用一种抽象的人类平均劳动来衡量，又为什么这种人类平均劳动必须以平均劳动时间来衡量？我认为马克思考虑的是两个因素：第一，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而不是其它社会关系的特性。他曾论述说，在中世纪，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在其上建立的各个生活领域，都以人身依附作为特征，劳动和产品都不必要采取任何一种和现实不同的幻想的形式（商品的拜物教的形式），从而能够呈现为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例如，工役和纳贡的劳动量也以劳动时间（小时、日或其它时间单位）计算，但这里的劳动时间即他自己的劳动力的一定量。第二，商品生产和交换必须在一种普遍的、典型的市场关系中计算，而不能在个别的（即使也是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中计算，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交换是一个扩展的交换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排除个别交换行为的要素。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商品价值论必须预设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即抽象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关系才能成立。在这里，马克思将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范畴与商品生产的范畴直接等同起来，它们由以下要素构成：商品和土地市场；贫穷但自由的劳动力人口；一定数量的以原材料、建筑和工具即生产资料的生产为积累财富的形式的人类群体；劳动力市场；相当于大量工人人工的生产技术的使用，等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以这些条件及其运动为对象的一种“自然史的研究”，亦即对经济规律的探究。然而，这样一来，战争、殖民、干预、人身依附、制度性的控制、礼仪等等对于实质性的市场关系产生了巨大作用的历史因素，就必须被排除在商品价值量的计算之外，因为它们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即市场关系）；中世纪与资本主义的错综关系也就被过滤为截然分明的两个阶段或两种类型。在这个意义上，不仅在黑格尔的意义上，而且在斯密和李嘉图的意义上，时间替换了历史，政治经济学对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的关注只能在一种抽象的或形而上学的层面获得表达。尽管马克思本人对于他的研究与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有着明确的认识，但对于许多追随者而言，政治经济学正在蜕化为一种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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