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降，不仅在东西方之间，而且在西方社会内部，有关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战持续进行，其中关键性的论题涉及理论和政策等不同层面：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与自由竞争的关系，如何处理计划、调节等经济手段与自由放任的关系，如何处理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的关系，等等。这些尖锐的论战承续了十九世纪古典经济学所确定的相关概念，如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它们之间的分歧与其说是理论性的，毋宁说是政治性的：应该选择以国家计划为主导的经济模式限制自由市场的运动，还是以自由市场瓦解国家干预，获取更大程度的自由？应该利用国家手段刺激经济发展，还是听任市场进行自我调节？当前有关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只有置于上述讨论的历史脉络中才能理解：它并没有在概念的层次对这些争论进行回应，毋宁是在政策的层面调和两者的意见，以期找到一条适应当代社会变化的新道路。

自一九八○年代开始，上述论战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在中国知识界和国家决策过程中重新出现。这一论战发生在国家推动的经济改革时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与改革这一体制、创造新的市场制度构成了这一时代的主要内容。对内，国家通过放权让利、发展企业自主权，以及私有化的方式，将市场关系扩展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外，通过外贸体制改革，逐渐地将中国纳入以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的全球市场关系之中。在这一背景条件下，自由市场理论、自由贸易论，以及相应的政治理论迅速流行，构成了对于以计划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的尖锐批判；而另一方面，在市场扩张过程中，贫富分化、资本外流、社会不公、生态危机、失业、腐败等等现象迅速蔓延，社会对于公正和保护（社会福利和保险）的需求日益强烈，从而在知识的领域重新出现了新的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各不相同的批判思想。因此，几乎与一九四O至一九六O年代的欧洲知识分子一样，不同领域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急切地探讨变革的方案，产生了尖锐的思想冲突和理论冲突。当“第三条道路”这一概念传入中国之时，立刻产生了热诚的呼应，对于那些既不满意于现实、又不愿意回到过去的人来说，有什么概念比这一“第三种”许诺更为诱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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