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八章曾经提到，早在高宗征高丽期间，刘仁轨就曾上书指出由于吏治败坏赏罚不公而导致军队士气低落的问题，但武周时代府兵制的衰败却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自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靖击破东突厥以来，中原承平已有半个多世纪，战火多在境外或边陲一带，内地百姓不识干戈已有数代之久，而李唐三帝都非常重视农业，及至武皇依然不改以农为本的政策，兴修水利，劝课农桑，上层的权力之争不影响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是以人口增殖极快。虽有尽力维持均田制，但渐渐无地可均，却是事实。朝廷尽管三令五申，依然难以抑制豪强兼并之风，无地可种的农人只得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引发逃户问题。史载武周时代，“天下户口亡逃过半”，原因即在于此。

逃户如此之多，极易引发社会动荡，但武周时代却较为安定，少有动乱发生，岑仲勉先生一句“民众受佛教麻丨醉丨”显然不足以说明一切。因人口增长而形成很多无地可均的狭乡，人们自然希望迁徙到有地可种的宽乡去，而唐初政府禁止百姓随意迁徙，未经批准违规移民就成为逃户。他们或私下垦荒，或租赁他人田地，名籍不入户口，也就不纳租调，不服徭役，所以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针对这种情况，武皇一面沿袭唐初以来的括户政策（即检括民户，有点相当于现在的人口普查），查清隐匿人口，要求他们复籍完税；一面宽大为怀，以恩养安抚为主，允许逃户就地落籍，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有时还给予减免一年赋税或两年课役的优惠，让逃户得以安居乐业，化解社会危机。敦煌出土文书里有《燕子赋》，以雀占燕巢比喻逃户燕子被主户雀儿欺凌，雀儿有恃无恐，因为它看到官府正在括户，以为逃避赋役的燕子必遭惩处，哪知诉诸官府，主审官凤凰却将雀儿判罪，巢穴归还燕子。原来雀儿不知旧法已改，政府已对逃户作了新规定，所以燕子胜诉，可以在当地落户。[1] 这个有趣的小故事说明了武皇逃户政策的成功，否则便不足以解释，为何武周时代逃户数量如此巨大，官方统计户口仍能增长得如此迅速。武皇去世之时，人口已由永徽初年的380万户增长到650万户，市面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她一向重视人心向背，宣布百姓年满五十岁者免除徭役，比以往六十岁免除徭役的规定缩短了十年，这些德政都有助于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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