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10-09 01:24:50

晚清变法，时机上太迟，而动作上又曾经一度过猛，缺乏缓冲地带，也许这也是改良最后让位于革命的一大因素。

甲午之后，大清国处于帝国主义在远东竞相争夺之中，外患日益严重，清王朝的主政者以及民间的知识精英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出于“救亡”的共识，一种更急切、更激进的变革情绪开始主导了朝野的近代化主张及实践。

既然洋务官僚领导的自强努力不能促使帝国在甲午一役中取胜，那么这种局部、边缘的近代化如何给人“救亡保种”的信心？帝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使之脱胎换骨的救国方案。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康有为带着他的变法计划走上历史前台。年轻的光绪皇帝一心要有所作为，决不做亡国之君，当康有为提出“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主张，并呈上如何“全变”的全盘计划时，一定极大地触动了年轻皇帝的心。

1898年，旧历戊戌年，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开始了“百日维新”。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在整整100天中，光绪发布了大约40道旨在使中国的国家、行政、教育、法律、经济、技术、军事、丨警丨察制度现代化的谕令。然而，对于变法的技术性问题，焦灼的皇帝和他的维新智囊团显然考虑不足，等到保守势力一反扑，形势立即逆转，变法被迫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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