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乃晚清一代大儒，重道德操守，克己复礼，修身治国，言行举止合乎儒家严格、正统的道德训练；相形之下，李鸿章则更像一名职业官僚，行事更重态度之务实与手腕之变通，汉学家福尔索姆说，“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中国的社会精英在从文学侍从型（同时也是道德导师型——笔者）向专业人才型转变的发展过程中，李鸿章可被看作是走了第一步”。

问题是，厕身于“千年未有之变局”，一个道德上无暇可击的李鸿章是不是更能够准确把握帝国的近代化之舵？这个正在蹒跚而行的老大帝国是更需要一批称职的技术官僚、还是那些刻板的道德导师？在李鸿章极力周旋于洋人洋务之际，德高望重的倭仁、徐桐们对洋人洋务表现出深恶痛绝的道德义愤，并义正词严地将试图变革的先驱指为“名教罪人”，这些“躺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费正清语）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更饱满的道德形象，而备受责难者的艰辛苦涩却不足为局外人理解。

当作为洋务引进的火车首次在帝国使用时，帝国的道德保守主义者们只允许用马匹来拉动它。李鸿章也许辜负了历史，历史又何尝没有辜负李鸿章？

日期：2009-09-16 22:59:05

以前考虑得比较多的是帝国的道德意识形态问题，现在想来，李鸿章与中国早期近代代的关系，其实也可以从隐权力的角度切入分析，简单地说，李很大程度上是凭借隐权力推行近代化举措的，而整个帝国的近代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隐权力体系。这方面的文章，接下来会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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