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黄六鸿偏偏不给绅父面子。那绅父也果然有本事，新任巡抚刚入山东境内，他已递上了状子，控告郯城父母官黄六鸿“奇贪异酷”。巡抚接了控状，却不动声色，到任三日后，才向司道询问“有司贤否”，布政使施泰瞻（主管吏事、财政的副省长）极力推荐黄六鸿，按察使何公（主管政法的副省长）与道台钱公（相当于地区行署专员）对黄的为人与政声也是交口称赞。

次日，施泰瞻进见时，巡抚将绅父告黄六鸿的状子拿了出来，施泰瞻赶忙为黄六鸿辩解：这是捏词诬控。并细说了绅某如何揽户抗粮，又如何受到官府惩治的始末。事既至此，即使巡抚原来有心要为难黄六鸿，此时也不好意思枉做小人了。黄六鸿遂安全“软着陆”。

尽管有惊无险，但黄六鸿还是感到后怕——“当时非施公等相信之深，极为称说，其不中于奸诬者几何矣！”

几年后黄六鸿调任河北东光县知县，又碰上了类似的事情：当地有一名颇有势力的劣衿，平日把持衙门，包揽赋税，与郯城的绅某无异。这一次黄知县不再逞血气之勇了，而是以怀柔手段拉拢他做了“催头”，为官府催征钱粮，那人不干，黄六鸿则好言相劝，总之给足了对方面子。后来黄六鸿离任，那人还带着兄弟来为黄饯行送别。

上述二事令黄六鸿感触良深。他在《福惠全书》中特别提醒担任州县牧令的后辈：以此二事为鉴，“忍性气”，“地方事但当就地方斟酌了之，何必以己之喜怒置乎其口而反滋扰攘”？他还告诫州县主政者，要善待绅士，“本地乡绅，有任京外者、有告假在籍者、有闲废家居者，其交际之间宜待之以礼，用刺（名帖）相觌，悉照旧规。其有切已事或兄弟子侄横罹意外，亦必周全体面。”说白了，就是“为政不得罪于巨室”、“强龙不压地头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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