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一端，不管晚明的士大夫对道德溃坏多么心忧如焚，朝廷已经没有机会重建帝国的道德秩序了。十七世纪中叶，明亡。由商业竞争引起的道德秩序崩溃被证明正是一个王朝失去“天道”支持的征兆。取而代之的清王朝则迅速实现了对传统道德秩序的恢复，以此显示新朝已经获得了“天命所归”的统治合法性。虽然王朝更替，江山易手，但道德保守主义政治仍一脉相承，新朝依然过度强调道德的伟力，技术因素始终不被重视，工具理性也就无从发育。不过晚清时期，西学东渐，近代因素风起云涌，部分受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熏陶的知识精英和务实派官僚在领教了西方“船坚炮利”之后，终于意识到要以夷为师，筹办洋务。可是在道德保守主义者目来，这一切是不可容忍的。当时的理学名臣、大学士倭仁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尊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亦不过术数之士。古往今来，未有恃术数而能起衰弱者也”[7]。又称，“今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8]。倭仁之持论，正好印证道德保守主义的两个特征：“立国之道尚礼义”云云，是典型的逻辑自足；“正气为之不伸”之类的危言耸听，显然出于意识形态过敏。十九世纪的道德保守主义者当然不知道，此时西欧各国已相继完成了第一次技术革命。他们仍然相信，圣贤规划的理想国完全可以从“修身”的逻辑起点上推导出来，那么商业与技术等近代化赖以展开的要素当然不入他们之法眼，而且，任何对近代因素的纵容，都将被视为“乱阶之倡”，是极端危险的开始。这种来自道德保守主义信仰的“自足与过敏”，无疑塑造了晚清主流知识分子与正统官僚的保守性格，致使帝国早期近代化的尝试备受责难和阻挠。我们寻根溯源，已知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重商倾向的财税制度悉被唾弃，道德保守主义深获青睐，帝国的政治—文化转向内敛，虽然晚明时期，民间商业主义泛起，却免不了遭受传统士大夫诅咒，而近代商业扩张因为由西方强行输入，士大夫们对商业的厌恶又夹带上复杂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古老的夷夏观念，但究其思想底色，仍为道德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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