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观点基于承认这样一种对历史的观察和判断：近代以前的中国是一个道德保守主义国家。黄仁宇先生长期致力于明代财税制度研究，他从财税专业的角度描述了道德保守主义政治的形成——我们的帝国由无数的小自耕农组成，下层单位“过于琐碎，在传统的交通通信条件下，官方无法确悉每一个纳税人的资产，尤其无法追究其转买顶当。至于抽累进税，更是技术上为难的问题。于是只有鼓励小自耕农各安本业，又竭力防制兼并，更以极低的税率，扁平的向全国征收。而且小民收入浅薄，也不能供应法庭审判的费用，于是民法长期间没有进展，政府则提倡个人自我约束和对人谦让。在行政方面说也就是不注重真切，不讲究效率。好在这些个人的美德，出自儒家经典，也为官僚集团成员所诵悉，因此以道德代替法律，也有长时间历史的根据。”[2]我们概括地说，传统中国必须极力倡导安分守己的道德秩序，来弥补组织、制度和技术上之不足，借以维持对一个扁平社会的统治，任何异己因素与多元关系的出现既无从应付，亦不被允许。南宋朱熹任地方官时，即规定“人子不蓄私财”，何况近代商业体系牵涉太广，当然不为一个扁平社会及其道德秩序所容忍。

海外汉学家习惯将前近代中国称之为“儒教中国”，道德保守主义当然可以从儒家经典中找到学理渊源。但道德保守主义之酝酿成熟则发生在南宋，以十三世纪中叶程朱理学被朝廷尊为意识形态正统为标志，意味着道德保守主义政治从此将深刻地塑造帝国的性格与命运。十三世纪的中国正处于南宋后期，此前，北宋时期发达的商品经济让许多研究中国近代化历史的学者们深感兴趣，黄仁宇认为宋王朝的缔造者赵匡胤并不是一个十分注重意识形态构建的领导人，其行政之重点不在抽象的道德原则，税收摆脱了对农业的依赖，而比较留意、器重商业。在十一世纪的北宋时代，城市化蓬勃发展，商业贸易发达，手工业生产十分先进，纸币出现，当时的商船也将指南针技术用于航海，到十三世纪指南针才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因此不少汉学家都乐意将宋代中国描述为“近代初期”。不过普林斯顿大学已故教授刘子健先生则否定这一判断，因为“近代后期并没有接踵而至，甚至直到近代西方来临之时也没有出现”[3]。扼制帝国向近代自发演化的因素根殖于传统深处。尽管北宋的经济不断扩张，商业主义抬头，然而商业性格却为主流价值体系和传统道德秩序所轻薄；而且，朝廷在一个巨型的扁平社会实施重商倾向的财税体制，但组织和技术上的准备都未及时展开，其将受到的挫折已可想象。宋神宗厉行“企图以现代金融管制方式管理国事”（黄仁宇语）的王安石新政，难免被时人目为“聚敛”和“与民争利”，并预见其失败。我们则相信变法受挫的原因在于传统的扁平社会无从支持具有近代精神的政策。宋室南渡之后，新法已被南朝君臣视为乱政之罪魁祸首，南宋风气变得顾后而内向，大异以前的冒险主义。历经了变法乱政与军事挫败以后，道德保守主义大获人心，先是程朱学派通过讲学在民间广为传播，随后朝廷隆重宣布理学为国家正统。信奉道德保守主义的人们坚信，“道德重建”才是拯救国家的唯一出路，“治国”之道在于“修身”，“修身”在于“正其心，诚其意”；“政治就是恰当的统治，确保所有行为符合道德原则才是有价值的，决策应当建立在礼义规范的基础上，成功即符合正确的教条，选拔官员的标准是能否身体力行道德准则”[4] 。

Loading...

未加载完，尝试【刷新网页】or【关闭小说模式】or【关闭广告屏蔽】。

使用【Firefox浏览器】or【Chrome谷歌浏览器】打开并收藏！

移动流量偶尔打不开，可以切换电信、联通网络。

收藏网址：www.ziyungong.cc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