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最大笔的教育成本体现为支付给塾师的薪水，称为“束修”。张集馨的自撰年谱对他的每一位受业老师姓甚名谁、道德文章如何都有记述，却偏偏没有留下束修方面的记录，因此我们只能寻找旁证。与张集馨大致同时代的丁日昌（张生于1800年，丁生于1823年）曾经制订了一份《社学章程》，其中规定：“塾师一人，课徒以十人为率，每月酌给束修膳金五千文，月费一千文，按月支领。”从中可以看出塾师的月薪约为六千文。家塾的束修与社学大体相当，根据一些族谱的记载，道光—咸丰年间，江浙一带（张集馨是江苏仪征人）的家族延请塾师，束修也是五千文左右，折算成银子大约有四两，折算成人民币大约有600元。

当时一个小康之家一年的花销大概也就四十两银子左右。要寻常人家每个月掏出4两银培养孩子，一年下来，差不多就得五十两银，确是难以承受的负担，难怪张集馨说，“余自发蒙后，因家贫无力延师课读，频年易师，学业颇荒。”他还曾数度附读于亲戚家，以此节省一点学费。可见，为了支付张集馨入仕的这个早期投资，张家是捉襟见肘的。

道光元年（1821年），二十二岁的张集馨没有参加完童试，即还未取得生员的功名，便带着叔叔赞助的二百两银子，进京读书。按清代规定，未获得生员资格的考生，如果想参加乡试，还有个变通的办法：到国子监捐个监生，相当于到京城的国立大学当自费生，这叫做“捐出身”，有了国子监学生的身份之后，便可以参加在顺天府（北京）举行的乡试了。张集馨准备走的就是这条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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