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蜗牛这样的普通人都看出史料有水分，为何像欧阳修、司马光这样的大家也不辨是非，照搬照套呢？

原因很简单，只因为——他们修的是官史。

咱们一个个来看。

后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有关部门奉后晋高祖石敬瑭（就是那个称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卖了燕云十六州的无耻之极的王八蛋）之命开始编修唐史。该书于后晋出帝石重贵开运二年（公元945年）编成，编撰监修者为时任宰相刘昫。这部唐史，就是《唐书》。

到了宋仁宗年间，仁宗认为原有的《唐书》内容过于浅陋，于是本着不断进取、追求卓越的精神下诏命令重修唐史。在欧阳修、宋祁等名家的共同努力下，新的史书于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完成。为了区别这两份史料，原来的《唐书》被称为《旧唐书》，而新编写的，则称为《新唐书》。

说到《资治通鉴》，大家应该就更熟悉了。这是由从小就会砸缸救小伙伴的司马光同志主持编写，内容涵盖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中国历史。其区别于其他史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也就是说这本质上是一部供皇帝借鉴历史经验教训的作品。

上述几位编史者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人墨客。他们深受儒家正统文化的熏陶，以天下为己任，为建立一个君正臣贤，万国来朝的太平盛世而不懈努力。而在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中，太平盛世的前提当是有道明君以仁义和道德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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