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中央之所以积极推动地方议会及地方自治运动，首要目的就是动员民意，对日益尾大不掉的地方督抚实行监督和牵制。当然，政治是一种利益博弈游戏，处于夹缝中的地方督抚转而与地方议会全面合作，由此，作为设计初衷的地方立法机构与地方行政机构的博弈，转化为地方与中央的博弈。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地方议会与督抚联手向中央索要更大的地方自主权。宪政这样一种价值体系乃至生活方式，异化为实用政治工具，“宪法”与“民主”成为政争中有力的投枪与匕首。

曾经是皇帝候选者之一的溥伦，担任国家议会的议长（“资政院总裁”）后，政治立场似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天潢贵胄摇身一变成为宪政旗手，不仅不接政府的茬，反而带头“刁难”政府。因为其打着宪政大旗，代表着“政治正确”，不仅理直气壮，而且可以结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构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这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的行为，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果因此而认为溥伦是权贵中的改革者，那至少是不全面的。

权力的本质，既不是职位，也不是头衔，而是影响力。谘议局和资政院这样的代议机构，正是构建影响力的最好平台，从而能够为体制内的失意者提供一个卷土重来的机会。在旗手们的眼中，无论红脸白脸，无非都是一场戏，核心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能上位。不择手段早已成为大清政治舞台上各种角色的“同一首歌”，提倡民主与宽容的立宪运动成为非黑即白的零和游戏，任何的制度设计最后都被不择手段的权争所污染，宪政不仅被工具化，而且被庸俗化。议会成为各色人等捞取政治资本的时尚猎场。根据媒体记载，1911年资政院召开第二届常年会时议员到会人数很少，但在支领旅费、公费的那天却人头济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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