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中国的外交部长是张群。2月17日，他会见了日本驻华大使有田八郎，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实际上拒绝了以“广田三原则”为基础调整中日关系的设想。随后，张群又与继任的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进行了多达8次的会谈。会谈中，川越提出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允许日本在长江驻军；删除排日思想；华北五省自治；取缔排日组织与活动；共同防共；减低入口税；聘用日籍顾问等。张群仍代表中国政府予以拒绝，并提出自己的要求：

一、废止中日《松沪协定》、《塘沽协定》；

二、取消冀东伪政权；

三、日方停止包庇走私；

四、华北日军和日机不得任意行动及飞行；

五、解散冀东和绥北匪军。

中国的反应令日方十分意外。1936年，南京方面对日政策转明显转变，有两个原因，一是1935年连续发生的“华北事变”已使中国再难退让；二是进入1936年后，蒋介石认为国内情况，已对自己非常有利，因为红军已被逼于陕北一角，而党内的反对派又已肃清。

11月，绥远发生百灵庙之役，傅作义率军击退了日军及伪蒙军的进攻，中日在1936年的谈判停止于这一刻。

这一年秋天，日本华北驻屯军举行了一次代号为“秋藻”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目标直指平津。

1936年的历史可以用“山雨欲来”来形容。南京和东京，都把目光投向华北平津一带。事实上，针对当时的局势，早在1936年8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就秘密拟订了《1937年度用兵纲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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