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汀生的这段话代表了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对战前日本的印象，对其所构成的威胁持淡漠的态度。这让一些有识之士感到忧虑。后来率先对日军南京大屠杀进行整体报道的英国记者田伯烈曾有过这样一段专门论述：“中国已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态，与全世界的人们——不管是集体安全主义者或孤立主义者，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必须树立永久的集体安全制度，以保护爱好和平的国家，使其不受侵略。然后，我们才有和平的希望。我们必须觉悟到休戚与共的至理精义，然后我们才能消灭战争的阴影。”但是，当时的西方国家却看不到这一点。

对中国而言，进入1937年，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局势到了“最后的关头”，民族亦到了“最危险的时刻”。7月7日，中日战争终于全面爆发，后蒋百里将军依据在日本的见闻，以及多年来对日本民族、社会、政治、文化和军事的观察，迅速写成《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谈到中日之战时，蒋将军这样写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在1937年，总体实力羸弱的中国，在没有一个真正盟国的条件下，仍决心抗击日本，与之一战。在全面战争爆发前一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曾代表该校师生前往华北绥远前线看望抗日将士时，发表有著名的《告绥远将士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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