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流亡吗？”

他们索性笑出声来，一点儿也不掩饰眼中的讪笑和嘲讽。

12月底，海德堡大学开了一个流亡作家的讨论会，我也在受邀之列。朋友的嘲笑从这里开始。

我则继续干我的活；在厨房里和孩子们烤蛋糕，在市场里找某一种牌子的洗衣粉，在教室里和学生谈台湾文学。一个有丈夫、有孩子、有职业的女人，你可以说她拥有整个世界，但她失去了时间。我没有时间去问自己是否流亡。

直到有一天，有人送来一盆花。

“这是什么花，”他笑盈盈地说，“我都不清楚。只是觉得它漂亮。”

几朵蓓蕾像细小的海螺似的层层窝卷着，只有一朵盛开着。不必伸出手，我也知道那花瓣的质感类似最柔软的金丝绒布；花瓣的蒂处呈深杯型，里头刚好容得下三只最肥胖的蜜蜂。花的淡淡的香味，闭着眼，给我一百种花我都喊得出：这个，这个就是软枝黄蝉……

给花徐徐浇水，放在窗台上。那朵鹅黄金丝绒似的花朵映在玻璃上，俏生生的，好像就要往上窜爬。

我开始想自己的流亡。

追根究底，什么叫流亡呢？不过是迫不得已地离乡背井，身不由己地进入一个语言文化都属陌生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个人的生存意义成为一个孤岛。如果我不曾流亡，为什么又四十年来一直此身若寄？

对身边的玩伴们，我有着深深的嫉妒。一班六十个学童，大约只有一个“外省人”，五十九个本省人。什么叫“本省人”呢？就是有自己的房子的人。不管是市镇里头大街上的香铺、杂货店，或者是乡下田陌中竹林围绕的农舍，那些房子都属于他们，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祖父母。你瞧，他们的房子里面，墙上总有一帧又一帧瘪着嘴的老人的画像：祖父祖母的、曾祖父曾祖母的、姨婆叔公太公的。院子里头不是有栋玉兰，就是有株含笑，反正都开着奶油色的花，发着包不住的浓香。尤其是含笑，那香好像甜得可以化在嘴里。然后小伙伴不经意地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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