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知名的德国汉学家WolfgangBauer今年去世时，执德国舆论牛耳的《法兰克福汇报》发了一篇文章。作者说：Bauer的杰出成就在于他能够将他所研究的中国人看成个人，而不是一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

这样一个在欧洲人眼中理所当然的评语，我读起来，却像吃饭时咬到石头一样，感觉怪异。

假设北京大学的李教授过世了而中文报纸写着：李教授是个德国研究专家，他的杰出成就在于他能够将他所研究的德国人看成个人，而不是一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我相信许多欧洲人要大吃一惊，不以为然，心里想着：这怎么值得一提？我们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当然都是性格分明的个人，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

这种反差充分披露欧洲人的双重标准。最荒谬的是欧洲人自觉对“个人主义”这个东西有专利权，使他们有别于伊斯兰教民族，有别于中国人，有别于整个非西方社会，好像“个人主义”含有一套固定标准，放诸四海皆准。中国人是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这个印象大概在“文革”期间更加强了：中国人不分男女，全穿着一样的蓝布衣，被称为“蓝蚂蚁”，唱着一样的歌曲，笑着一样的微笑。欧洲人不会想到，在别人眼中，他们看起来也相当“集体”：德国人都在车窗上摆个毛茸茸的玩具动物，英国女人在某一年冬天全穿上黑色的皮夹克，荷兰人的厨房里全挂着白色的半截的蕾丝窗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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