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他又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可是，祖父不同意改葬。大概与此同时，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曾国荃等也希望改葬，所以他反过来又写信劝他们尊重祖父的意见，不要太固执：“日前所开山向凶吉之说，亦未可尽信。山向之说，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孙从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坚，而为子孙者乃拂违其意而改卜他处，则祖父一怒，肝气必郁，病势必加，是已大逆天理，虽得吉地，犹将变凶，而况未必吉乎？自今以后，不必再提改葬之说，或吉或凶，听天由命。”曾国藩认为，“地理”（风水）应服从“天理”（孝道）。我们看到，曾国藩在考虑“阴宅”的时候，重点不在于风水，而在于排场。由于他此时已跻身翰林院，他希望祖母的坟地“面前宏敞”，有足够的地方立诰封牌坊和神道碑，以光宗耀祖。

但是，时过境迁，人的思想难免发生变化。仅仅过了不到半年时间，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其间有三件事让他心情舒畅：一是祖父的病已痊愈，二是困扰他自己多时的癣疾好了，而最重要的则是他的官衔“骤升至二品”。于是，他在给几个弟弟的信中，口气大变，说祖母坟地“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半年前，他嫌祖母坟前地势不够开阔，不气派，希望改葬；现在，自己升官了，觉得是因为祖母的坟地风水好，若再改葬，则既不祥且大不孝。两年后，曾国藩对此更是深信不疑：“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于木兜（斗）冲之后，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则升阁学，升侍郎，九弟则进学补廪，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验……木兜（斗）冲之地，予平日不以为然，而葬后乃吉祥如此，可见福人自葬福地，绝非可以人力参预其间。”在曾国藩看来，“福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此后几年，曾国藩对风水颇为热心，为自己不善此道而遗憾，还曾嘱咐弟弟曾国葆留心学习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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