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马楚又是个武夫政权，马殷也好，他的继位人也好，对文化的重视不过是装装门面,绝对谈不上与知识份子分享权力。因此当时的知识份子，只有当人家的文化宠物一条路可走。这种毫无人格的扭典仕途，使湖南知识份子对从政普遍怀有抑郁或隐逸的消极态度，创作心态多以避世脱俗，淡泊寓志为特色。这就是中国封建文人的可悲。

在这样的君权社会，人生价值被完全绑定在为君主服务上。才智的发挥路子极窄，谁也没兴趣研究什么自然科学、思考真理和世界，更不要说研究法律，寻找一条截然不同的政治结构。无数智慧者与思想家被一代代扼杀，只能局限在吟诗弄文之上。而且就是如此，也要受到刻毒多疑的君权的压制。

但从较低的层次上说，他们毕竟获得了安定的创作环境与较好的物质条件，湖南的文教事业与作家作品的数量取得了远胜于前代的成绩。天策府学士们就是湖南最早的一个文人群体，浓郁的文化创作氛围已经形成，并渐渐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到政治空气相对宽松的宋代，湖南终于迎来了思想文化的第一波高峰。

湖南有名的诗人，还有林崇禧、路洵美、孟宾于、廖融等人。

据统计，这些文士名人共在《全唐诗》中为湖南留下了四十八首诗作，和三十五句吟咏片句，虽然数目有限，但却在宋之前的湖南文学史上极为难得，弥足珍贵。今世学者陶敏在其《马楚时期的湖湘文学》一文中，认为这是“湖湘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为湖湘文学的崛起作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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