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秦人坚忍尚武的性格。人的性格决定其一生的命运，同样民族的性格决定了国家的走势。但民族的性格也不是与生俱来，天生就有的，而是逐步形成不断发展的。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民族亦是如此，秦人在其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在其与戎狄的不断战斗中，铸就了尚武不屈的民族性格。兵强于心而不强于力，秦人强于性格而非体魄。在艰苦的战国众多鏖战（特别是鄢郢之战和长平之战）中，秦军能够在并不占明显优势的情况下，多次通过持久战最终胜出，秦人强悍坚忍的性格均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二，秦人兼容并包的文化。春秋之际，秦国地处中原文化和戎狄文化的交汇处，特定的地理环境铸就了秦文化兼容并包的鲜明特征，其不仅积极吸收了周朝的宗法制、礼乐制等作为自身主体，而且还在不断与戎族的交往与斗争中，融入了戎族的功利主义因素和君民一体的朴实作风。正是这种开放性的文化，使得秦人从来不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文明，总是能够以开拓者的姿态将各诸侯国各阶层民众的智慧化为己用，为自身注入了无穷的精神动力。

其三，秦国的商鞅法典。商鞅所颁布的新法是一种军政合一的新型国家法律体系，其高明之处在于紧紧抓住了封建国家的两大主题，对内促进农耕，以农为本发展生产；对外发动战争，以战养战拓土开疆。没有强大的农耕，没有充足的军粮作为保证，国家的军事实力是虚浮的，取得一两场战争的胜利是可能的，但要想长期称雄于诸侯是绝对不够的，更不用说统一华夏了。众所周知，军队的战斗力与士兵的积极性是密不可分，新法彻底打破了传统力量的束缚，在秦国建立了一套完成的军事激励体制，使战功成为维系家族荣耀和提高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秦人的作战积极性。而连接“耕”与“战”的纽带就是强大而稳固的法制体系，这就充分地保证了社会的公平。当时，秦人若想在国内取得好的社会地位、赢得世人尊重，只有两个事情可做，一是从军为伍，二是投身农业生产，如此就使得国内最优秀的人才均集中于军、农两个领域，致使秦国核心力量得到最直接的发展，综合国力飞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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