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12 22:41:00

十天后，我也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中日友好医院的四楼是化验室，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里用显微镜观察筛选由日方医师从初期感染者体内提供的样本，如血液、毛囊、唾液等，找出发现有可疑细菌的样本，再按编号归类，迅速将结果回馈到医师处。

由于牛林等人的遗体在北京传染病研究所毫无结果，在日方的要求下，北京方面把从四人遗体内提取的病毒样本放在培养基中，空运到了哈尔滨供日本专家研究。松下久森博士已经有六十多岁了，但敬业精神十分令人钦佩，他几乎每天都泡在实验室和病房中，全身穿着不透风的防护服和面罩，我看到他的时候，脸上都是带着疲惫之色。

松下博士不会汉语，而藤田重教授和渡边武运军医却都是半个中国通，汉语很不错。那个渡边军医是现役军人，长得高大结实，活像个练柔道的，他话不多，和我也很少交流；而藤田教授是个瘦弱的中年男人，很健谈，要不是他每天吃晚饭的时候陪我聊天，估计我早就闷死了。

每天晚上五点钟，专家组都要开一次碰头会，由三名日本专家、三名中方医师和两名助理参加，我就是其中一名助理。这天下午才四点二十分，挂在我右胸前的无线对讲器就“嘀嘀嘀”响了起来，我按动上面的按钮，听到中方医师陈主任说：“现在紧急开碰头会，请专家组成员马上到化验室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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