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此时的中国除了玉门，只有陕北的延长以及新疆的独山子能勉强出油，但产量加起来也不过几万吨，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而言，这点石油真是杯水车薪，微不足道。国防需要油，经济建设需要油，而包括美国在内的专家学者们早已认定：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贫油国之一。

这一残酷的现实无疑摆在了新生共和国决策者们以及十几万包括我父亲在内的普通石油工作者们面前，中国人向来就不会在强者和困难面前低头；中华民族向来就是不屈不挠的民族。

早在1949年12月秘密回国，时任长春地质学院院长的中华学子李四光，以他早在1936年就写成的《地质力学》，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确立了“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概念”，并提出了在我国的东海、华北地区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就是指石油。这无疑给中国“贫油论”一记响亮的回答：“中国有油”；地质学家潘钟祥，也在四十年代初，就明确提出了“陆生石油学说”，说明中国广布的陆相地层中，一定有石油。

1952年，李四光重回中科院，他与地质学家黄汲清、谢家荣，经过不断地理论探索与实践，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在吐鲁番盆地、四川盆地、松辽平原、华北平原、渤海湾、江汉平原、黄海、东海、南海等中国广袤地区，均有生油构造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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