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尺度的（单位长度）确立，长的、短的距离就不能作假，然后测量天下的长短就能不可胜用了；只要良知被“致”了，具体执行起来的行动步骤，以及依据时机变化所做出的应对策略就不能作假，然后实行具体执行起来的行动步骤，以及依据时机变化所做出的应对策略也就不可胜用了。毫厘和千里之间的误差，不用我心中良知的一念之微去体察，又将凭借什么作为依据去应用其所学呢？如果不用规和矩而想要去测定天下的方和圆，不用尺度而想要去测定天下的长和短，我只能看出这些行为中的乖张和荒谬，终日忙碌而终归一事无成而已。亲说温清、定省之类关于孝道的事，谁不知道呢？但是“知道”却不能致其“知”的却不少啊！如果说粗略知道了温清、定省中的仪节和程序，而就称他们能致其知，那么凡是知道作为君主当仁的，皆可以称其为能致他的仁的知了；知道作为臣子当忠的，皆可以称其为能致他的忠的知了，如此天下又有谁是不能致他的知的呢？由此而言就知道要致知就必须要行动，而不行动就不可以称之为致知，这是很明白的了！知行合一这个说法的体系，不就是很清楚了吗？像舜的不禀告父母而娶亲，哪里是舜之前就有人不禀告父母就娶亲，以作为（舜效法的）准则的呢？所以说舜是考证了什么典籍，向何人请教，而做出这种举动呢？还是他反求于自己心中一念之良知，权衡其轻重和适宜与否，不得已而做出这种举动呢？周武王不葬其父而出兵讨伐商纣，难道是周武王之前就有人不葬（其父）而就兴兵的作为准则吗？所以说周武王考证了什么典籍，向何人请教，而做出如此举动呢？还是他反求于自己心中一念之良知，权衡其轻重和适宜与否，不得已而做出这种举动呢？假如说舜的心不是真挚地担心没有后嗣，周武王的心不是真挚地要拯救百姓，那么舜的不禀告父母而娶亲，周武王不葬其父而出兵讨伐商纣，就是极大的不忠不孝。而后世的人不下力气在致其良知，以精详地审查自己心中的天理以用于应事接物之间，反而想凭空地讨论那些权变情况下的应对之事，以此作为处理事情的准则，来企求处理事情时没有过失，那就偏差太远了。亲所举的其他事例，皆可以此类推，那么古人所说致知的学说，也就可以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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