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所说的致知、格物，正是用来穷理的，又何尝禁止人穷理，让他深居端坐而无所事事啊！所说的即物穷理，就如同前面所说的务求于外而遗弃了内在一样，如此就不对了。昏庸的人，果真能随事随物来体察自己心中的天理，从而致其本来就具有的良知，则愚昧的也可以变为聪明的，柔弱的也会变为强大的。只要把最根本的原则确立了，天下的五种达道就可以实行了，像九经之类的，也就可以触类旁通一以贯之而没有遗漏了。如此又何患其不能在实事上致用呢？像那些冥顽不化，空守虚静的一类人，正是不能随事随物缜密体察自己心中的天理，以致他本来就具有的良知，而又遗弃了伦常之理。以寂灭虚无作为常久（的持守之道），所以邀请他们来也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谁又能说圣人穷理尽性的学问，也有此弊端呢？心是身的主宰，而心的虚灵明觉，就是（我）所说的人本来就具有的良知。人的虚灵明觉之良知（接受了外界境遇而产生）感应所发动的，就叫意。人有本来就具有的知（觉），然后才会有意，没有知（觉），也就没有意了。（如此来说），知不就是意的本体吗？意能产生，必定有有其产生的对象，（这个对象称之为物），物就是事。比如意用于事奉双亲，事奉双亲就是一个物；意用于治理民众，治理民众就是一个物；意用于读书，读书就是一个物；意用于听诉讼，那么听诉讼就是一个物。凡是意的起用，不会没有与其相应之物的。有这个意就有这个物，没有这个意就没有这个物了。物难道不就是意的作用吗？“格物”的“格”字的意思，有解释成“至”之意的，比如《尚书》中说的“格于文祖”（中的“格”字），“有苗来格”（中的“格”字），就是解释成“至”的意思。然而“格于文祖”，一定要（从内心发出）纯孝诚敬（之心），无论是幽暗独知之地，还是通衢公众之前，没有（一丝一毫）的念头是不切中事物的理的。具有这些条件之后，才能称之为“格”。“有苗来格”中，以有苗氏的顽钝不化，就要着实修文德去感化他们，然后才能称之为“格”，那么也是有“正”的意思在其中的，不能专以“至”的意思就可以将含义完全解释尽的。像《尚书》中说的“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类，这其中的“格”字全部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的意思，而不能解释成“至”的意思了。既然如此，《大学》中“格物”的“格”字之意，又怎么能确定不能用“正”的意思来解释，而必须要用“至”的意思来解释呢？如果用“至”的意思解释，必定要理解成“穷至事物之理”，然后整个文意才能解释得通，要是这样的话，则下功夫的要点，全在一个“穷”字上，下功夫的地方，全在一个“理”字上。如果上文去掉一个“穷”字，下文去掉一个“理”字，而直接说“致知在至物”，这样可以讲得通吗？“穷理尽性”，是圣人的训则，见于《易经.系辞》里。假如格物的说法果真就是穷理的意思，那么圣人为什么不直接说“致知在穷理”，而一定要在这里绕圈圈说些意思不完整的话，为后世人留下（没法完整理解）的弊病呢？《大学》中“格物”，和《易经.系辞》中的“穷理”其大意虽然是相同的，但是也稍有差异。“穷理”兼有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所以说到“穷理”，默认的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都包含在其中了。说到“格物”，则必须兼顾提到致知、诚意、正心，然后功夫才完备和严密。现在单单举出了“格物”来而就称其为“穷理”，这样也就是只把穷理认为是“知”，而“格物”中不包含“行”。（这样理解的话）不但不能抓住“格物”的要旨，并且连“穷理”的意思也丢失了。后世求学的人，之所以将“知”与“行”分割为有先有后的两截，以导致儒学日益割裂，日益碎片化且晦涩难通，其原因实肇始于此。亲大概也不免沿袭旧说，所以闻听我的观点后，就认为和儒道不相切合，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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