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雷约兹派两艘战船在马尼拉附近水域截击中国商船，掳获三艘，抓获船上水手八百人；5月11日，在澎湖海域再拦截一艘中国商船，抓获二百名中国人。这两次抢劫四艘商船上的货物共计八万七千五百荷兰盾（一种金币）。这些被抓走的中国人，命运极为悲惨，后来南京湖广道御史游凤翔在奏章中称：“擒我洋船六百余人，日给米，督令搬石，砌筑礼拜寺于城中。”其实游凤翔对荷兰人抓获中国人的数量估计还是略有不足。据《东印度事务报告》的资料，被抓往澎湖服苦役的中国人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人。其中有一半人在劳役过程被折磨致死，剩下五百七十一人送到巴达维亚贩卖。这些失去自由的中国人在肮脏恶臭的海船上生活环境极为恶劣，有四百七十三人死于途中，抵达巴达维亚时只剩下九十八人。而剩下的九十八人又继续被摧残，荷兰人提供不洁净的水，致使其中又有六十五人中毒丧命，最后活下来的仅有三十三人，仅占被俘人数的百分之三。这种死亡率，比二战时期日本在东南亚制造的臭名昭著的“死亡行军”还高。著名历史学家连横在《台湾通史》中也说“役死者千三百人”，这大抵是准确的。

荷兰人的强盗行径让商周祚颜面全无，他懊恼地写道：“红夷久据彭湖，臣行南路副总兵张嘉策节次禁谕，所约拆城徙舟及不许动内地一草一木者，今皆背之。犬羊之性，不可以常理测。”他想在代理福建巡抚的最后日子里，发动对荷兰人的进攻，以挽回面子。可是更尴尬的事情是，想出兵却没钱，“但师行粮从，无饷则无兵。”原因是新造兵船、大铳以及募兵，把钱都花光了。这是典型的临时抱佛脚，要打仗了才想起来要造船制炮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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