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聂士成的这个想法是极为合理的。租界和大沽口之间的防线虽然牢固，但压力会越来越大，因为八国可以从大沽口外的海上增援的军队越来越多。正是应当趁着八国来不及大规模增援的时间，果断冲进租界，当然冲进去不是灭了洋人，而是扣留租界里的洋人为人质，不仅大沽口联军不敢轻举妄动，以后八国从海上增援的部队也不敢轻举妄动，天津可保。（这个想法和慈禧在北京进攻使馆区扣留公使为人质的想法如出一辙。）

而裕禄并没有采纳聂士成的建议。他仍然舍不得让自己的亲兵发动冲锋，他仍然无法相信自己的队伍还会攻下在他看来防守严密的洋人的阵地。在裕禄的眼里，他似乎只相信那些被联军叫做“慈禧太后”的最先进无烟大炮，只相信当时世界上最新式的马克沁机关枪和连发步枪，而忘了战斗的核心——人。忘了在武器的作用发挥之后，还需要人来发动进攻，收拾局面，并进行政治考量，因为军事也只是政治的延续。

而裕禄的表现正是来源于他心底那个永恒的秘密——怯战。因为害怕，无法把事情做到底，做到纯粹而极致，于是便局面狭小，目光不远，患得患失，很多很简单的道理就会想不通，很多合理化的建议就会轻易地拒之门外。

一个“勇”字，不仅在于你敢打敢冲，而且也时刻在于人的内心。内心的勇敢才是真正的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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