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十分完美。从技术的角度来说，裕禄的这封奏折成功地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罗荣光在战前紧急送往大沽口的报告他是否早就已经收到了，根据裕禄自己说的（史料中也只有他的记载），他是在洋人之后才收到的，如此才能把他得知大沽口紧急的时间往后压，把大沽口之战和租界之战这两件原本有明显时间先后顺序的事情成功地联系到一起。符合“无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奏事先把事搅混”的定律。

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裕禄不仅把两战成功地联系到一起了，还在他的奏折里人为地把租界之战和大沽口之战同时并行，造成了他无法在天津“无法分身”的景象。这一情况正是裕禄在奏折中人为造成的，因为大沽口炮台失陷的消息早在17日就已经准确地无误地传到了租界，租界里的洋人和前来避难的清国教民为之欢腾，这才有了大沽口联军的乘火车北上犯津和租界联军的主动出击，裕禄不可能不知。

在过去的很多书里，人们常常很难给裕禄同志贴一个标签，因为一贯强力镇压义和团“媚外”的他，突然对义和团、对洋人的态度来了180度的大转变，而且还一定要亲自上前线指挥租界之战，着实令人费解。于是有的认为他是“终于受到了义和团爱国热情的感染”，还有的认为是“武备学堂学生的惨状也让他深受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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