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层原因是，其做官时，又是跟随本朝一代英主周武帝的，从给事中士做起，后来成为银青光禄大夫，兼左侍上士。

这给事中虽然只相当于北周时的三命小官，却常侍从皇帝左右，还搞些收发工作，但却可以在皇帝面前发一些小言，因为此官同时负有监察之责。

官不大，却靠近领导，所以天天有进步，后来升任职掌言议，加银章紫绶的六命大夫，成为以左为重的左侍之上士。

而到了赟哥做皇帝时，官为内史上大夫，官阶为正六命，负责典章法令编修撰拟、记载、翻译、缮写等工作，但该内史上大夫却同时位尊为“沛国公”，虽非百官之首的“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却是尊贵与三公相等的爵爷。

除了上述这些外，还有第三层原因是：这位郑公爵，性轻险，即其有双重性格，即轻狂，又奸险，与刘房开志趣相投。

不要小看这方面的因素，这往往是二人共谋的必要基础。

再看后面的几位——

御史大夫柳裘。

这人为官的原则，是东边不亮西边亮。

柳大夫曾做过齐国和梁国的旧臣，却在后来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在本朝任职东宫，接近太子，所以，赟哥成为周宣帝时，享受仪同三司的部长待遇，后又进爵为公，可见此人在为官之道方面的本事。

这伙人中，来历不明者，是这内史大夫韦䴙。

韦䴙，京兆人氏，也就是首都长安即现在西安市郊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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