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朱元璋为汉高祖刘邦进行了辩护，把责任推给了富二代汉孝文帝，但是他并不打算把难题推给自己的继任者，他认为自己有机会有责任做这个事情，如果不做，那就是违背了天时。

根据《太祖本纪》另一则记载：“洪武元年，帝尝与侍臣言：声色之害甚于鸩毒，创业之君，为子孙所承式，尤不可不谨。”虽然这里的谈话仅仅是讨论了“声色之害”，但朱元璋“创业之君，为子孙所承式”的思想却指导了他各个方面的工作。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朱元璋很早就开始总结统治经验。洪武二年，编定了《祖训录》，教导子孙后代。洪武六年，学士詹同建议编写《日历》，将“渡江以来，征讨平定之迹，礼乐治道”的经验详细记录在册，朱元璋欣然同意，命詹同和和宋濂、吴伯宗等人纂修。洪武七年五月书成，内容记载了自起兵临濠到洪武六年的成功经验和好做法，共一百卷。

后来詹同进一步建议：《日历》的内容涉密，不能公之于众（秘天府，人不得见），有必要模仿唐代的《贞观政要》，把圣政归纳整理，宣示天下。于是将《日历》分为四十类，共五卷，取名为《皇明宝训》。以后凡是有好的政迹，随时加入。

洪武后期，朱元璋加大了总结统治经验的力度，这是他开始安排后事的一个重要表现。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朱元璋在奉天殿对文武大臣发表重要讲话，讲话的第一部分是关于取消酷刑的。他说：“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只守《律》和《大诰》，并不许用黥剌、剕（剁脚）、劓（削鼻子）、阉割之刑。因为嗣君在宫中长大，人情善恶未能周知，恐一时所用不当，误伤善良。臣下敢有奏请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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