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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六章 鲁迅: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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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虽然提出了“用小说更新国民性”的思路,他本人却没有太多的小说家天赋。他尝试着写过几篇政治小说,但都不太成功。

梁启超的性格特点是不甘寂寞、兴趣多变,在提出“新民说”这个命题后不久,他的个人兴趣又转到一系列政治活动上。唤醒民众这件事,被他搁到了一边。

真正贯彻梁启超的“小说救国”思路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下一代知识分子。

从某些方面看,鲁迅是一个“抄袭者”,他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总结,几乎是完全“照抄”梁启超。鲁迅对“看客”的批判,显然袭自梁启超对“旁观者”的批评:“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鲁迅所写的“铁屋子”,也与梁启超描写的“暗室”异曲同工:“彼昔时之民贼……虑其子弟伙伴之盗其物也,于是一一桎梏之拘挛之或闭之于暗室焉。一旦有外盗焉,嗒然坏其门入其室……虽欲救之其奈桎梏拘挛而不能行。”至于鲁迅批评中国人一盘散沙、“想做奴隶而不得”、愚昧退缩等,更是早见于梁启超的言论当中。

这不是鲁迅的特例,而是梁启超之后历代国民性批判者的共同命运:梁启超对国民性的总结相当全面,在梁启超之后,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胡适、鲁迅、陈独秀等人关于国民性的评论很少能跳出梁氏的范围。甚至柏杨的酱缸论,也可以说是源于梁启超的这句话:“橘在江南为橘,过江北则为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进俗之学说,一入中国,遂被其伟大之同化力汨没而去也……举凡世界之善良制度,一到中国,无不百弊丛生,徒供私人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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