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的主权与边界——罗马德性与以色列使命的战争

古典共和政体建立在宗族共同体的基础上，名垂青史的伟大爱国者几乎都出身于源远流长的伟大氏族。共同体至少在最初阶段，政治权利依托于氏族。城邦在其萌芽和全盛时期，几乎没有游士和纵横家上下其手的空隙。个人的政治主张和宗族的政治传统很难区分，流放和荣耀同样不分彼此。阿尔克迈翁家族就是伯里克利，利用波斯反对斯巴达是他们的出生印刻和永恒使命。近代人丧失了许多历史理解力，在希波战争时期称他们为（希腊的）卖国贼，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称他们为（雅典的）爱国者，仿佛他们随着时代而改变了自己的德性。米太亚德家族恰好相反，将联合斯巴达反对波斯的传统维持到客蒙和修昔底德时代。近代人由于错误的代入感，同时赞美反对波斯的战争和反对斯巴达的战争，在希波战争时期称他们为（希腊的）爱国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称他们为（雅典的）保守反动派。其实两大家族都是始终不渝的雅典爱国者，不过只能以他们党派的方式爱国。

雅典民主以宗族党派的形式展开，正如英国民主以士绅党派的形式展开。出身是德行的保障，证明政治家是有根的地方共同体成员。有根政治家（相当于《宋史》所谓的土豪）不太容易作出不负责任的事情，因为兔子不吃窝边草，且谁都不愿意把粪便倒在自己卧室里。选民喜欢名门望族的候选人，因为后者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如果中国读者不能理解有根土豪和无根游士的区别，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选民更信任张季直，还是梁任公？前者的决策如果损害地方利益，肯定会连累自己；后者身轻易遁，随时可以而且确实经常改变投机对象。雅典民主在其天真时代，基本上由老加图所谓“满口大蒜味的土鳖元老”包办。乡民只要看到政治家出面，就知道他的基本政纲，因为他爷爷早就见过政治家的爷爷。论证说服虽然不是多余的，但远没有雄辩家自以为的那么重要。无论修辞学教师多么善于自吹自擂，氏族的铁杆支持者都不会支持敌对氏族。这些顽固分子是雅典民主的压舱物，非常歧视知识分子和外来人。随着雅典日益强大、富裕和开明，知识分子和外来人越来越多，传统道德或偏见越来越动摇，公民的血统越来越混杂；雅典民主就越来越激荡，游士政治家就越来越多，土豪政治家就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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