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8年后，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引起的火山爆发般的激情已经平息下去了。教会和国家首脑们都从实施全面符合神学或任何其他真理的活动中作了让步。小心地回避人类激情的顶峰和低潮，欧洲社会的领袖们更喜欢依靠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他们对真理的把握只能是部分的，他们的头脑很少狂热。因此，慢条斯理的专业风格在社会的重要位置找到了新的活动场所：军营、布道坛、法庭、大学、中学、政府衙门，甚至新兴的权力机构，如特许状公司和银行办公室等。通过为这些和其他专业化职业提供可靠的环境和用武之地，欧洲社会空前地为多元化思想和情感打开了大门。每种职业虽然都追求自身有限的真理视野，但是都促进了前辈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精细化，并且不觉得迫切需要建立或遵循一切真理或知识的伟大综合。只要他们的职业自治和尊严不受怀疑，那么欧洲专业人士就会发现，完全可以让其他人以自己的方式思考，在一定限度内自行其是。

当然，从文明之初，欧洲就像其他每个文明社会一样，一直展现了多元化和妥协的特点。的确，文明的定义之一就是存在专业化分工的社会。因此，在17世纪后半期欧洲，新事物既不像公认的那么多，人们也不愿意容忍差异和分歧，尽管此前几代人发奋改革，但也没能消除这些差异和分歧。现代化、均势和礼貌能够取代对形而上学确定性的追求，尽管这种追求曾经鼓舞欧洲人互相谴责和破坏对方。虽然逻辑确定性取得了这种妥协，但常识和支持新的专业化分工的事实的确是解决真理和道德问题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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